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遗产

在德雷福斯间谍案中真正叛国者被判无罪，而无辜者德雷福斯被判无期徒刑、并多年流放外岛之后的1898年1月 13日，著名小说家左拉在《曙光报》发表致总统福尔的公开信《我控诉！》。此信洋洋万言，力陈事件真相，直指司法恐怖致使法国颜面尽丧。“行文有如雷霆” ——这是1998年纪念《我控诉！》发表100周年时，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评价。总统先生说，该信“在数小时内扭转了事件的命运。真理正向前迈进”。“左拉的文章在我们集体的记忆中成为‘人性良心的一刹那’”。总统先生借纪念左拉告慰无辜者德雷福斯。
好了，我们开始进入一起不名誉事件：持久地分裂了法国社会的德雷福斯事件。事件梗概如下：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法国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秘密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遂被永久流放南美洲法属圭亚那魔鬼岛。事后证明此案纯属误判，但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军方伪造文件，耍尽各种伎俩瞒天过海。德雷福斯的妻子向国民议会请愿主持公道，遭到断然拒绝，德雷福斯的哥哥开始广结如左拉这样的盟友，组建德雷福斯阵营，开始艰难重重的翻案昭雪征程……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事件持续十数年的日子里，媒体加速传播了德雷福斯的声誉，他甚至被称为继拿破仑之后最出名的法国人。左拉强烈控诉后，事件迅速国际化，外国新闻机构纷纷介入报道，全世界都在谴责、憎恨法国，各地抗议声浪不绝。外国制造商甚至联合抵制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显然，德雷福斯事件成了当年媒体制造的最大的国际社会公共事件。
左拉因发表《我控诉！》被判诽谤罪，被迫流亡伦敦，直到1899年继任总统上台，法庭裁定德雷福斯1894年判决无效，才于是年6月返回法国；与此同时，德雷福斯也从魔鬼岛返回法国。但是，8月间，新组建的军事法庭再判德雷福斯有罪，只是将无期改为监禁10年，另将判词附加“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德雷福斯的命运令人揪心，这个可怜的无辜的“犹大”。不过，就在新军事法庭宣判后的第三天，总统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在维持原判的基础上发布特赦令。但左拉继续在《曙光报》撰文，控诉庭审充满“无知、愚昧、疯狂、残忍、欺骗和罪恶”，将使“未来的一代惭愧到震惊”。左拉还说，“一个无辜者两次被判有罪，太阳必然为之黯淡，世界人民必会起义……”
进入1900年，法国通过大赦法案，一笔勾销德雷福斯案相关诉讼。到1906年7月，最高法院才最终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下令恢复其军阶与职衔。他获升上校，同时在其母校法国高等军事学校获颁荣誉军团勋章。早在流放前夕，他曾在母校接受了“拔阶仪式”：军帽和军服上的徽章、饰物被扯除，军刀被执刑者一折为二，不名真相的人大叫“犹太人去死”。如今，人们欢呼“德雷福斯万岁”，德雷福斯则像当年那样大声回应：“法国万岁！”
在整个事件中，左拉是最为强大的呐喊者，他坚持维护正义的尊严。但就在大赦法案通过后两年（1902年），“左拉陈尸于巴黎公寓的卧室——因壁炉故障吸了过多烟气窒息而死”。这也许是谋杀，但谋杀的谣言从未得到证实。左拉出殡之日，为免于反对阵营的暴力袭击，德雷福斯由正义人士组成的人体盾牌围绕，溜入左拉墓地表达敬意。1908年，就在左拉的遗体移至先贤祠途中，德雷福斯依然未能躲过反对者的枪击。所幸的是，死神放过了他，他的伤势还算轻微。
在这一事件中，德雷福斯阵营及其反对阵营顺势形成，与之相应的两个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对立团体，是“***联盟”和“法兰西祖国联盟”。双方都征用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作为辩护词进行观念的大博弈。前者站在启蒙一边，以“政教分离”为纲；后者则视法国大革命为混乱之源，含糊其辞地推出所谓挽救伦理道德、捍卫军方与国家政策运动。更多的左翼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左右翼及其多翼对抗，深度纠结着个人与国家、政府与军方、议会政治与群众信念、普遍人性与现代种族主义等诸多议程。“质疑之责”与“服从之责”在此激烈碰撞，左拉的“我控诉”与反德雷福斯阵营“为了法国人的法国”的口号相互攻讦。而更为普遍的看法是：司法误判腐蚀了作为欧洲启蒙摇篮和***国度的法国的国家良心和道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事件中的反犹太主题尤为突出。但作为犹太人的德雷福斯并不赞同将某种民族团结凌驾于法国利益之上。他既不信奉犹太民族主义，更不信奉于事件中形成的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他只效忠法国。这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1914年一战爆发一个月之后，即将庆祝55岁生日并已退伍的德雷福斯再度加入陆军，以中校之职驻防巴黎……但事件本身却促成了现代犹太国家的基础——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成了这起事件最重要的也最具讽刺意味的遗产。事件一再表明：反犹太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趁机双双崛起并发展成政治势力，致使法国不得不承受沉重的国家震荡。如今，德雷福斯事件被看作是法国精神内战的象征，而法国不停地 “进行精神内战，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结束”，某些尖锐的评论家这么持论。